“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牗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午夜两市，竟同潮汐依时而来，人气烟香，迷蒙似雾……烟气若瘴，烟毒若蛇，杀人如麻……”这是清代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的一段话。“甲天下”这个词很震撼，当时的上海，竟然以烟馆闻名。葛元煦所指的“眠云阁”“南诚信”都在现在大家乐意投射幻想的法租界。两家馆子或内部装修精致，或营业场地宽敞，或酒菜上乘，每家烟馆各有特色。“眠云阁”生意兴隆，“南诚信”紧随其后，不久跃居老大。
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更加深重。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成为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已遍布多家大小烟馆。二十世纪初，上海的鸦片店多于米铺，烟馆多于饭馆。上有绅商仕官，下至贩夫走卒，嗜烟成性者不计其数，沿街巷里随处可见馋吐水嗒嗒滴的瘾君子。也算一个奇景了，时人所谓“沪北十景”中的“云阁尝烟”指的就是烟馆，还自带诗意。人们也见怪不怪。
上海卜内门公司（今四川中路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办公楼，公司以生产纯碱和化肥为主）创办人、英商李德立支持中国民族复兴，竭力主张禁绝鸦片。在年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他提出一年之内或更早时间关闭租界全部烟馆。美国牧师迈尔斯也呼吁：如果烟土行继续经营的话，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永远沉沦了。而工部局的方案是分期关闭，视情再论。争取两年内全部关闭。最终，工部局提出以抽签方式关闭租界内烟土行的方案。如此禁烟简直搞笑，关键在于烟税带来的利益博弈。直到年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后，工部局才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压力，颇不情愿地关闭了租界内烟馆。然而紧接着出现了更荒唐的一幕，小鸦片商无法卖掉存货，反而被几个鸦片巨头包圆，搞出一个很有实力的“上海烟土联社”。
有“歹土”（英文称为badland，通常指静安寺以西的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之称的曹家渡地区，烟窟土行是它的特产。极司菲尔路的忻康里、仁和里一带土膏店星罗棋布。这种店成本低到仅一个柜台和一杆铜秤就可以开张。除了传统烟土，海洛因等也赫然出现在土膏店广告中。十余瘾君子聚集席地而坐，毒粉、锡纸、蜡烛、火柴、沸水等吸毒工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街“地摊”上。
年后，由于中国政府实现严厉的禁毒政策，公共租界中原有营业执照的烟馆纷纷打烊，却给低等和地下烟馆“燕子窝”“花烟间”找到了生存空间。八仙桥一带的“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周边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等“脱颖而出”，那些生活条件较差却又追求感官刺激的草根阶层成为支撑这个行业的铁杆。当然，真正使法租界烟毒猖獗的实力人物还是公董局、军阀和青帮黑社会。经“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曝光的郑协记、三兴等三十余家烟土行受到公董局的庇护，也是因为忌惮他们与黑社会扯不断的千丝万缕关系。
年8月中旬某日，酷暑当头。下午一时许，上海地方检察厅、监督公所、护军使署、市政当局和江海关等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加上《字林西报》记者齐聚海关码头。在他们的监督下，江海关工作人员指挥搬运工将查缉的烟土扛上在此等候的海关巡逻艇“流星号”，把烟土装在舱底，舱板漆印封固，水手佩枪执守。然后众人登上巡逻舰，驶向吴淞口外“三夹水”（黄浦江和长江、东海“三水合一”，蓝绿色的东海水，黄绿色的长江水，黄褐色的浦江水，上海人称“三夹水”。三种颜色的水形成奇妙的分界线，变幻莫测，蔚为奇观）的深水区域，把打包烟土绑上坠重石块丢入水中沉底，以防海船捞起重新售卖。
类似作业分批进行，一直延续到9月下旬。
深海“弃土”成本低廉，但似有“暗箱操作”之嫌，且不足威慑。
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