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假期不白过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1022/5781174.html长篇纪实文学《罗布泊丰碑》—彭继超—连载35
向生命的极限发起挑战
地下竖井核试验，是把核装置和各种探测器一起吊放在大口径竖井底部，回填后实施核爆炸。
历史使命落在了工程技术一团肩头——执行竖井核试验钻井、建井和吊装产品、回填井筒等工程保障任务。
一代又一代官兵与从事核试验的科技人员一道，在亘古荒漠忘我拼搏，无私奉献，以“完成核试验是功臣，完不成任务是罪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核试验工程任务。
罗布泊的地层结构极为复杂，要在坚硬的戈壁钻出核试验竖井，官兵们向生命的极限发起了挑战。
开挖导井是钻井工程的“前奏曲”，需要挖出近20米深的人工井。
第一个抱起风钻的是老营长杨杰。几十公斤重的风钻在怀里疯狂吼叫，剧烈颤动，简直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颠出。作业面狭小，十几个人挤在里面，噪声震天，粉尘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八小时下来，铁打的汉子也会头晕眼花、腰酸腿软。杨杰，这位年入伍，在朝鲜战场打了多年坑道的老钻手常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爆破后的清渣更是苦活，硬岩片如尖刀般锋利，锹铲不动，镐刨不进，只能用小耙子一块块扒，用双手一块块搬。一天下来，杨杰和战士们的手套磨成了碎片，胶鞋磨透了底。没几天，每人双手都伤痕累累。由于手上茧皮太厚，加之用力过度，大家的手指弯曲起来都很困难。
试钻进行了五年，杨杰和战士们在场区的帐篷和地窖中住了五年，终于在硬岩介质中钻出了第一口竖井。
人们常常用广阔、空旷、荒凉来形容戈壁滩，说这里最可看的风景是太阳、月亮和地平线。然而，对于在井下封水作业的官兵们来说，太阳、月亮不属于他们，甚至空旷和荒凉也不属于他们，属于他们的只有几百米井下阴冷、潮湿和狭小的作业面。
在井下，一个班的人几乎身挨身挤在狭小的工作平台上，下面是很深的积水，上面的井壁又向下渍水，两个人一台风钻，先打孔，再灌注速凝化学浆液。手掌磨破了，有的同志的耳膜也被噪声震破了，化学浆液有腐蚀性，时间一长，许多同志的脸手都脱皮……
竖井回填，更是一场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坚战。
在试验场，我们见到新兵余战辉。黑黑的脸，猫着腰，眯缝着眼，只是当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时，才让人想到，他还只是个19岁的孩子。
那是一个盛夏，为了准备即将进行的竖井核试验回填用的沙石料，团里给余战辉所在营下达了筛石几千立方米的任务，限20天内完成。
关系国家最高利益的核试验时不我待，超越极限的指标需要超越极限的能量。
干!头顶是无遮无掩的烈日，脚下是60度高温的地表。小余和大家一样，身上只着一件裤头，脚蹬被烤得变了形的解放鞋。
筛!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直至满手硬茧，连大腿也被锹把磨起了茧；脊背晒成了绛紫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十几天精选的沙石，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
洪水冲走的不仅仅是沙石，也不仅仅是全营官兵的血汗，更是紧紧关联着国家大局的核试验的时间!
继续干!小余和战友们每天十几个小时拼命地筛，筛红了双眼，筛肿了胳膊腿，筛遍了浩瀚荒原，在“死亡之海”留下了生命的印记。终于，又一个几千立方米的沙石小山似地堆在了工地。
下班了，余战辉踉跄着脚步，离宿舍还差几十米，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趴倒在地，恳求班长为他踩一踩腰。就在班长为他轻轻踩摩的几分钟里，他，脸贴着戈壁，睡着了。
原*委胡祖臣为我们算了一笔账，近三年仅筛石子，官兵们就磨秃铁锹余把，磨破钢筛多张。
向重重技术难关发起冲刺
竖井核试验工程技术，是各种方式的核试验中极为复杂的一项工程技术，涉及数十种专业，一个作业组的14个人就要分出7个工种。我国的竖井核试验，是在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条件下，在没有任何社会依托的荒漠中进行的。
一团官兵在向自然挑战、向生命极限挑战的同时，向重重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刺。
年，我国专门为地下核试验研制的第一台大型钻机运抵核试验场，一试钻，钻头顶着坚硬的岩石直打滑，就是钻不进去。
老团长陈国清，作为核试验部队第一代司钻手，他和战友们面对这个重达几百吨的庞然大物毫不畏缩，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按照新的方案，他们把原设计的扩孔式钻头改造成全断面钻头。下井一试，他们又发现了刀盘上25个牙轮布局不合理。
计算，割下，焊上；再计算，再割下，再焊上……
一个个牙轮往刀盘上焊接，焊件温度必须在度以上，室温则不能低于50度，工艺要求非常高。为达到温度要求，他们在盛夏酷暑中，把工棚封得密不透风，还要用12把喷灯灼烤焊件。每焊一件，浑身就要被汗水湿透几次。
“25”、“21”、“19”、“15”，在这几个简单的两位数之间，陈国清和战友们整整摸索了三年，终于找到了牙轮的最佳布局。
这种15个牙轮的刀盘布局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种不懈探索、勇克难关的顽强作风一直延续到今天。
“溜车”，是阻碍钻机正常运行的“拦路虎”。这种控制系统刹不住车的现象一旦发生，不仅会使钻具全部损坏，还直接威胁到官兵的生命安全。
李江平大学毕业刚到一团，就盯住了这只“拦路虎”。
攻关只能从零开始。他和战友们跑工厂，搞调研，查资料，翻图纸，把钻机各分系统一次次拆开，又一次次装上，反复分析，终于找出了造成“溜车”的主要原因。
在原电气设备的给定积分器基础上，李江平和技术人员设计安装了一个外控线路防溜给定装置，初步控制了“溜车”。后来，在实际应用中，他又发现上述改进不能适应高速运转时紧急制动刹车的需要。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论证，他又设计出防溜给定插件，为解决“溜车”难题作出了贡献。
有一个口号，他们叫了几十年：“我们的工程任务没有99％，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质量意识深深地植根于官兵心中。
在一次竖井测试电缆下放任务中，担任地面吊装指挥的专业*士李在岩，偶然听到导井里几个正在工作的战士嘀咕：“就差这么个小螺帽了，实在拧不上就用铁丝捆捆算了。”他急忙跳进导井，想尽一切办法把最后一颗螺帽对位、拧紧，并非常严肃地说：“如果因这个螺帽而使核试验出了问题，我们就是国家的罪人!”
一切仿佛都很自然，在心灵的天平上，祖国利益这颗重于一切的砝码总是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左右着他们的每一个行动。
年6月的一天，连续高强度的空中作业，使工程师卢伟再也挺不住了。他两眼一黑，从两米多高的调试台上摔下来，一根翘起的角钢穿进右小腿，鲜血顿时浸透了*裤。在救护所缝了5针后，他拿着药一瘸一拐地又返回了工地，团领导怎么劝，他都不肯休息。一天下来，他的小腿红肿，伤口开始化脓。一位到工地检查工作的将*见此情景，命令说：“医院!”
卢伟急啊!他是工地上唯一的土建技术员，现在又是工程的关键阶段。他请求医生加大药量，连输了两瓶青霉素液体，又拖着伤腿上了工地。团领导没办法，只好让卫生员每天在工地值班室里为他输液。就这样，人们看到他还和往常一样，一有空就拄着拐杖在井口的沙堆上翻来翻去，像丰收后的农民翻晒自家的粮食一样细心。行家们知道，这些沙子是用于回填核试验装置的，必须保证干燥，如果湿度超过规定范围，将直接影响核装置爆炸时的质量。
几次下雨，他晾在外面的衣服忘了收，却把一堆堆沙子遮盖得严严实实。
这位大学毕业不恋都市闯大漠的“学生官”，在核试验场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采访中他告诉记者：“来到这里，总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与国家紧紧联系着。”
那年，在最后一次竖井核试验前的安全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用于吊装试验装置的主绞车上几厘米粗的钢丝绳有断丝现象，超过安全范围4丝。在一般施工现场这算不了什么，可在核试验场，却非同小可。技术专家组反复论证后，决定采取合理选择和更换吊环的办法来解决。产品吊装开始了，当时担任团总工程师的陆润田负责现场监视滚桶。一圈、二圈、三圈……滚桶每转动一圈，都像在他心上辗过，吊环下降到最低点，钢绳滚桶嘎然而止。仔细一数，断丝部位缠在里面整整7圈。吊装成功了，泪珠在陆润田布满血丝的眼里转了几转。
正是这种严谨负责的科学态度，才使得我国进行的竖井核试验，没有一次因为工程进度而影响试验进度，没有一次因为工程质量而影响试验质量。
越是艰难危险，越是争先恐后
暂停核试验时限迫近，一团的工作进入倒计时状态。
开挖导井工程进入关键阶段，突然出现前所未遇的大面积“哑炮”。
那天，导井平面左右布置了一百多炮，由于线路故障，左边炮响了，右边却全成了哑炮，而且被左边飞起的石渣盖了个严严实实。此时，已是夜里10点半，天下着小雨，周围全是电缆。如果不尽快排除，静电很可能引爆哑炮，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明白，此刻，时间决不仅仅是金钱，甚至不仅仅是生命，而是核试验的进度，是国家利益的大局。
18名*员迅速组成排险队，身条瘦削的副营长赵年波自告奋勇当队长。哑炮上覆盖的碎石不能用锹铲镐刨，怎么办?
赵年波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去，排险队员们也齐刷刷地跪下身去。他们不顾一切地用手抠，用肘拨……整整三个多小时，队员们的手、膝、肘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块块碎石。
哑炮排除了。赵年波和排险队的硬汉们眼含泪花，举起淌血的双手欢呼胜利，受伤的臂膀紧紧拥抱在一起。
为了不负祖国重托，越是艰难危险，越是争先恐后，这就是一团官兵的作风。
这是一个难忘的夏夜。某号井地面工程准备就绪，为抢时间，大家不顾一天劳累，连夜进行钻机组装。正当两名新战士准备爬上被起重机悬吊在空中的钻机挺杆作业时，专业*士谢德成朝他们喊：“上面有危险，我有经验，让我来!”
谢德成已连续四次高空作业，此刻他第五次攀上约16米高的挺杆。突然，悬吊挺杆的钢丝绳断了!谢德成随挺杆一同坠落，倒在血泊中……
就在谢德成牺牲后的第五天，现场再次需要高空作业。
谢德成是在16米高摔下的，现在是38米，还有人敢上吗?任务明确后，呼啦啦站出几十名干部、战士向营长请战。五天前与谢德成同班作业、被谢德成喊下来的新兵甘述平要求最强烈：
“谢班长不让我上塔架，自己牺牲了，这次我一定要上!”
甘述平上去了。专业*士刘根艮在下面看着不放心，随后跟了上去……
在危险的地方，人们总能看到一团领导的身影。
最后一次竖井核试验来临了。
连续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团长刁显光已多次采用腰部局部封闭的办法，拖着严重腰肌劳损的身板坚持在工地。此刻，面对核产品吊装下井这个最危险、最关键的一环，他又一连几小时在吊装塔架和地面设备间爬上爬下。身旁的同志见他腰疼得直冒虚汗，劝他撤下去。他瞪了一眼：“我是团长!”
他趴在井架旁让卫生员打了一针封闭，又站在了岗位上。
当我们握着他那青筋暴凸的手时，他说：核试验工程具有不可逆性，哪一环出了差错都不可能重来，况且，这是核禁试前最后一次重要的竖井试验，险要关头，我怎么能离开呢!
在一次新的核试验前，为了检查特殊装置吊装时与井架各系统的适应性，获取精确的对接数据，副团长李殿海和一名技术人员爬上37米高的井架。烈日烤得井架发烫，晒得人发晕。他让技术员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自己爬上爬下测量。三个多小时，不知流了多少汗，终于拿到了全部数据。
一团的官兵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融入核试验。为了祖国安全这个最高利益，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一切危险置之度外，把所有风险担在肩头。
人们只要理解，我们就满足了。
对于一团官兵而言，寂寞和苦累并不是他们真正感到痛苦的事。时任团*委罗振奎说：“我们感到最大的痛苦是常常不被亲人理解。由于任务的高度机密和事业的特殊需要，我们的许多行为无法也不能向自己的亲人解释。”
那年3月27日，团长刁显光接到了“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正值一次新型核试验的关键时刻，全团官兵夜以继日奋战在井口。刁显光把电报塞进工作服的口袋，托人转告爱人给家里寄了钱。这已经是他第五次亲人去世没能回去奔丧了。此前，刁显光的爷爷、奶奶、岳父和妹妹先后去世。每一次，他都因核试验的施工任务而脱不开身，也无法向亲人们说明白。至今，他老家的兄弟仍不原谅他。
班长游华德心中也有抹不去的烦恼——母亲不认他了。年6月，游华德接连收到“父病危”、“父病故”两封电报，而他正在参加突击工程任务，定岗定位离不开。他只能写信给母亲：“儿目前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老母亲决不信儿子这种“大话”，于是断然宣布：“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举杯邀月，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责尽职尽忠”——这副对联在一团场区贴了很久，传了很久。
对这副对联有铭心刻骨之感的是专业*士涂庆荣。
年元月，一封“父肝癌晚期，盼速归”的电报送到涂庆荣手里。当时工程任务正紧，小涂又是技术骨干，他掂量再三，咬咬牙把电报揣进了怀里。半个月后任务完成了，他才匆匆登上回家的列车。
看到病床上面色蜡*、挂着输液瓶的父亲，涂庆荣的心刀割般难受。假期里，他在相距医院之间来回奔忙，一边侍候父亲，一边安慰母亲。探亲假眼看就要到期，团里也来电报说部队即将进场区执行新任务。可是，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医生说已维持不了多久；恰在此时，患肺气肿已20多年的老母亲又病重躺倒在床!
不能不走，可这时候又怎么走得了呢?小涂陷入深深的痛苦中。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再看看同样病倒在床的母亲，他张了几次口又都咽了回去。那天傍晚，他把归队的想法悄悄告诉妻子，可刚开口妻子就顶了回来：“现在又不是打仗，部队那么多人就缺你一个当兵的?父母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忍心离开?”
是啊，现在是不打仗，但在事关祖国最高利益的核试验场上，一团的哪一个岗位不是牵动全局的阵地啊！
夜里，涂庆荣在床上思来想去翻腾了一宿没睡着。
最后，他想到了场区营门上的那副对联。于是，他翻身下床，找出纸墨，默默地把对联写下来，含泪贴在自家的大门上。
飞驰的列车载走了涂庆荣。就在他归队后第13天，父亲去世了。
父亲永远地去了。涂庆荣终于又探亲回家。他把那副对联又写了一遍，恭恭敬敬地放到父亲的坟头……
刚入伍一年的信号员蒋才全就牺牲在岗位上。年7月的一天，他和往常一样，穿好防水衣，戴上安全帽，朝周围的人憨厚一笑，坐着吊罐进入竖井。家里母亲来信总说，想要一张儿子穿*装的照片，但由于场区的保密纪律，他一直没机会照张戎装相。蒋才全怀揣着母亲的信缓缓下井。突然，吊罐与井壁发生意外碰撞，脱钩了。蒋才全连喊一声都没来得及便摔了下去，20岁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数百米深的井底。死后，连张戎装相也没给母亲留下。
不知刁显光的弟弟何时能理解自己的兄长，不知游华德的母亲何时能认他的这个儿子，不知涂庆荣的乡亲们能否看懂那副对联的含义，不知蒋才全的母亲能否想象出儿子穿*装的模样……
“但人们只要理解，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一团的官兵们不仅要付出血和汗，还要承受感情上的巨大折磨，我们就满足了。”团*委罗振奎一次次噙着泪水重复着这句话。
“我们就满足了。”最后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一团几位领导在场区举杯庆贺，当一滴又一滴泪珠掉进杯中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句话。
（未完待续）
连载策划：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
编辑：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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